刘源涌｜律师努力到感动检察官，女大学生犯帮信罪终被不起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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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过《名侦探柯南》都会记得一句经典台词：真相只有一个。律师看似“为坏人辩护”的背后，有没有什么玄机？律师追求的真相是什么？

为坏人辩护

这个问题受害人问、社会大众问、律师在执业初期也常常问自己。

对于律师来说，这个问题实则在问：为什么做律师？

做律师其实就意味着，总有一天，总有一次辩护，会让你成为那个大家眼中为坏人做事的律师。

而矛盾点在于，我们如何定义“坏人”。

如果从法律层面定义“坏人”

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，因为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，未经审判前，任何人都是无罪。律师的辩护工作位于确定有罪之前，所以严格意义上，律师是为无罪之人辩护，直至其接受法庭的公正审判。

如果从道德层面定义“坏人”

那也要看这个道德是用于“律己”还是用于“律他”。普通公民都怀有朴素的正义感，很容易受事物的表象影响，一个人一旦被带走，成了“犯罪嫌疑人”，这时人们看待TA的眼光就会发生变化。

大部分人很自然而然地把“犯罪嫌疑人”直接理解为犯罪之人，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，犯罪更是道德所不能容忍，“犯罪嫌疑人”即坏人，现在称之为坏人和审判后称之为坏人，只不过是时间差别。

所以，是不是“坏人”真正的症结在于，人们有时并不关心真相，只相信自己选择相信的事实（往往是表象）。当一个人被带走，当TA接受了公安的盘查和讯问，在法律上TA尚未接受审判，但在道德上就已经被判了“刑”。这是既可悲又可怕的一件事。

案件回顾

当事人是位大学生，在郑州上学，这里称她为X。

有一天，一位网友找到她，说自己公司有一笔收入无法入账，让X帮忙用自己的账户过下账，X只用提供手机卡和银行卡，一个月后就可以给几百块的酬劳。X照办了，两周后，公安找上门，说她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给诈骗集团提供了转移赃款的工具，之后在公安录了笔录，办了取保候审。

X最开始没有觉得事情很严重，以为只是普通的协助调查，直到两个月后接到了检察院的通知，检察院要以帮信罪的罪名起诉她，她才知道自己可能会被判刑。

大学生被判刑，大概率毕不了业，她正在考的教师资格也过不了审批，下半生都要为这次错误买单。

艰难的“和解”

接手案子以后，检察院给了我们一次机会：找被骗的受害人谈赔偿谅解，根据谅解的情况，可以考虑不起诉。

我们查阅了卷宗，两张卡的流水很多，被害人人数也多，争取谅解的工作量非常大。另外极具困难的一点是，这些网络诈骗多是杀猪盘：

“杀猪盘”，是指诈骗分子利用网络交友，诱导受害人投资、赌博等的一种电信诈骗方式。“杀猪盘”是“从业者们”（诈骗团伙）自己起的名字，是指放长线“养猪”诈骗，养得越久，诈骗得越狠。

也就是说，被害人是被诈骗集团骗钱骗感情，遭受过的恶意非常之深。X虽然没有参与诈骗，只提供了帮助，但在被害人眼中，X同样不能被原谅，这大大地增加了谈谅解的难度。

我们尝试联系每一个被害人。最开始大多数被害人拒绝沟通。他们刚刚经历过非常惨痛的被骗经历，情绪陷于崩溃，取得他们的信任就非常困难。当得知律师是代表嫌疑人一方，被害人第一反应就把律师归类为犯罪者的帮凶。一些被害人在接到律师电话后就向当地派出所报警，我们也多次接到各地民警电话核实我们的身份信息。

律师和检察院同步在做和解工作。检察院工作人员给我们的反馈也差不多，被害人也会质疑检察官是否公正，对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不直接判刑。

事实上，我们在帮助一位被犯罪分子利用的大学生，同时，我们也在帮助被害人，希望通过和解弥补其损失，平息其伤痛。

经过沟通，我们加了一些被害人的微信，更细心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以及我们的工作目标，最重要的是，向他们传递善意。撕裂的伤口还未愈合时，任何多余的动作都容易造成二次伤害。

顶着压力，经过一个月的反复沟通，最终，超过一半的被害人同意签署谅解书，原文如下：

谅解书

我是犯罪嫌疑人X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的被害人，案发后，X主动向我赔偿了损失并赔礼道歉，鉴于X年纪较小，社会经验不足，本案没有任何违法获利，其恶意也不大，我愿意接受其道歉。

我对X的行为表示谅解，相信她会在校好好读书，不会再做任何危害社会的事情。在此，也特别感谢公安民警、检察院工作人员的辛苦工作，帮我追回损失，帮我们促成谅解。希望检察院能够对X免予起诉，给年轻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以免影响她后面的人生。

此致

上海市XX区人民检察院

最后的机会

再去到检察院做笔录时，我们出具了这些谅解书。我向检察官汇报说尚有一部分没有达成谅解，我们会继续做工作。

检察官和我们一道，现场拨打了数名被害人的联系电话，争取再沟通一下，但基本上都是拒接或者拒绝谅解。检察官询问，已经达成谅解的被害人，都打了多少电话做了多少次沟通。我向他出示了我的通话记录，足足有几十页，检察官翻了下我的手机，然后转头对X说：好好感谢你的律师。

检察官最终召集了公安民警、群众代表、辩护律师以及嫌疑人本人参与了不起诉听证会，听证会经过商议通过了不起诉的决定，X在公安局办理了解除取保候审的手续，她彻底恢复了自由之身。

X经历了一段相当可怕的历程，很幸运的是不必面对可怕的后果，得到了回归正常生活的机会。

试想，一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，如果只是因为这样的“贪图小利”被判了刑，导致大学辍学、丧失教师资格，X大概率找不到工作，成为无业游民，法治信念崩塌。这样的人，想必不会做出什么对社会有益的事情。这样的后果不仅仅X，这个社会同样承担不起。

对被害人来说，即便作为最不理解律师工作的他们，也应该得到一次“和解”的机会。不仅仅是与嫌疑人和解，更是与自己和解。当遭受了诈骗集团带有毁灭性的心理折磨后，他们大多数丧失了再次信任他人的能力，他们需要一份心理上、物质上的补偿，得到善意的对待。

最终的真相

真相确实只有一个。

但在现实的法律世界，绝对的真相可能永远无法查明。

律师的目标除了查明事实真相以外，更多应是为了社会公义。社会的公义不仅体现在犯罪之人被绳之以法，也体现在被犯罪刺伤的心灵得以治愈，被犯罪撕裂的社会关系得以修复。

不是人人都能有X这样的机会，如何帮助他们得到这样的机会，重拾生活的信心，是律师职责的一部分，我们在努力实践。

刑法从来不只是为了治罪于“坏人”，律师也从来不只是为了“坏人”能无罪。刑法的实施应当朝着良善进行。

正如罗翔所说：

"刚性法律也有着柔软的一面，它不应是《悲惨世界》中沙威式的非黑即白，执守“黑暗的正直”，而要体会人性的软弱，慰藉被误伤的心灵，带给人们对正义与良善的盼望。"

作者：刘源涌律师申同合伙人刑事部秘书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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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 & 排版：麻慧婷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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